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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江送别图》再探
文/郭媚媛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摘要：《鄞江送别图》所绘是康熙十八年（1679）甬上证人书院诸学友及子弟为万斯同、万言叔侄将北上修《明史》而饯别之事。饯别席上郑梁被嘱托绘《秋郊饯别图》以留念，最终未能完成。《秋郊饯别图》恐非《鄞江送别图》的旧称。“鄞江送别”的命名中蕴含了万斯同对自身北上修史的期许。他计划以一幅《鄞江送别图》为始，一幅《都门送归图》为终来总结自己这段修史生涯。鄞江的地理位置，恰是万斯同舍“西郊”“秋郊”等名称而取“鄞江”的原因。
关键词：鄞江送别图；秋郊饯别图；万斯同；明史
1999年5月，一批由收藏家秦康祥生前珍藏的文物图书被捐赠予天一阁博物馆，其中便包括了《鄞江送别图》。《鄞江送别图》乃纸本设色，描绘的是康熙十八年（1679）秋八月，万斯同携侄子万言北上修《明史》，甬上证人书院的诸学友以及子弟在鄞县西郊黄过草堂为他们饯别之事。该图作者为陈韶，末署“陈韶写”三字，下钤有“四明陈韶”印，卷后有林佶题跋，李暾、陈云凤题诗等。关于《鄞江送别图》创作的历史背景、作者、内容及艺术特征等，都已有详细的研究。[1-3]然而，关于这场饯别，文献中还记载有另一幅图，即《秋郊饯别图》。这场饯别及相关诗、文、图，对于研究清初浙东学派有重要的作用，因而此二图之间的关系，《鄞江送别图》的命名等细节问题仍需进一步厘清。
一、《鄞江送别图》非《秋郊饯别图》
早在清末，张寿镛在《题鄞江送别图并引》引中便提到他对《鄞江送别图》与《秋郊饯别图》二者关系的一个认知过程：“考郑禹梅《五丁集》有《秋郊饯别图记》为季野、贞一作也。初疑与鄞江送别或非一地一时，及细读记末‘所图之人与所执之事，须俟归时按图而记’，恍然于记中所云‘介眉虽自翰林乞假归，尚未入里’者为记忆之误，不然或介眉是日不得预而于绘时加列焉，未可知也。然则其地为黄过草堂，其时为己未之八月三日，其人则介眉而外又复相合，固不必更有所疑矣。”[4]此后，《鄞江送别图》辗转于收藏家之手，常人无法得见图作及题记，因而也带来了一些误读，陈训慈、方祖猷在《万斯同年谱》1679年、1698年两条目中便认为《鄞江送别图》与《秋郊饯别图》是分别为万斯同于这两年北上修史而绘的两幅图[3]。直到《鄞江送别图》被捐赠予天一阁博物馆，周永良得见图作，并发表文章认为“该图也称《秋郊送别图》”[1]。
目前关于《秋郊饯别图》唯一的记载来自郑梁的《秋郊饯别图记》，其中写道：
己未之秋，万子贞一将与其叔父季野往京师，同学之人怅然惜别，乃相与具肴核，载壶觞，陈之黄过草堂而饯焉，……季野曰：“兰亭禊事，西园雅集，披图宛然，胡不仿而行诸于是。”王子文三以余能画，属余为《秋郊饯别图》，作文记之，而先命工人来图面貌，画未及半，酒阑夜深，明晨梦回，各以事散，记未作也。次年之三月，贞一书来京师，责余记急。余时在杭，复书以图未成为解。秋八月三日，因坐衙斋，萧然无侣，念去年此日饮别草堂之乐而不可得，因叹日月一周耳。……人生变化一至于斯，俟图之成，事不可料，良友之命，践诺为安，伸纸摇毫，预书缘起，当觅便邮，先供喷饭，若夫所图之人与人所执之事，须俟归时，按图而记，未敢悬揣也。[5]
《秋郊饯别图》是饯别当日王之坪嘱托郑梁绘就的一幅画。当时请了画工先画肖像，但直至第二年三月，甚至第二年八月写就《秋郊饯别图记》时，图作都是未完成的状态。因此，郑梁才会从当时饯别的好友们人生的变化想到“俟图之成，事不可料”，产生“良友之命，践诺为安”的想法而动笔作记。也即是说，这篇记文诞生之时，图作并未完成，而当时画工“图面貌”的图作是留存的，且由郑梁保存，所以他才会有“若夫所图之人与人所执之事，须俟归时，按图而记，未敢悬揣也”的说法。
而《鄞江送别图》之绘就应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万斯同第二次南还四明后。图卷后有林佶跋文，李暾、陈云凤题诗：
康熙己未，今上欲修明史，起故相立斋徐公为总裁。时先生方为故司寇健庵公编纂丧礼书，立斋公遂请先生与贞一同北上，图之作在斯时也。（林佶《鄞江送别图题记》）[4]
西郊折柳记儿时，未获从亲送别离。不道图成廿载后，数行留与我题诗。（陈云凤题诗）[4]
康熙己未即康熙十八年（1679），这一年，万斯同第一次北上修史。从“图之作”与“图成廿载后”的用语比较，可知这幅图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饯别时画工“图面貌”的基础上，由陈韶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最终完成的，前后相隔几近二十年。卷后李暾诗有“阳关叠西郊，二十年前事”“先生不可留，又欲膏车辐”“今年叠阳关，行李先生独”等句[4]，可知李诗题写于这一年秋天万斯同又将北上时，此时《鄞江送别图》已然绘就。至于一开始画工是否是陈韶的问题，周永良从艺术风格、明末清初肖像画家署名惯例等认为“图中的人物肖像、布纹及布景均出自陈韶一人之手”[1]。由于笔者学识所限，暂不敢妄论。
郑梁的《秋郊饯别图》是一个没有被完成的计划，历史上也没有存在一幅被称为《秋郊饯别图》的图作，这也是后来陈韶绘就后题记、题诗皆未提及“秋郊饯别图”这一名称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不能认为《鄞江送别图》即《秋郊饯别图》，或《秋郊饯别图》是《鄞江送别图》的旧称。在循名责实的意义上，图作的命名问题也就显现出来。
二、《鄞江送别图》命名探究
《鄞江送别图》中的李暾题诗①本无诗题，但在其《闲闲阁草》中，诗题为《题万季野夫子西郊送别图》[6]。这里又出现了关于《鄞江送别图》的另一个称呼。参考李暾题诗的内容，可以判断其诗作于万斯同康熙三十七年（1698）北上之时。而图卷“鄞江送别图”五字由林佶题写，林佶的《鄞江送别图题记》作于“己卯夏四月廿四日”，书于“燕台寓邸”[4]。己卯年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显然，万斯同是在北上抵达京城后第二年才命名了这幅图作。因此，在万斯同离开四明时，尚且未有正式的命名，李暾便以“万季野夫子西郊送别图”为题。从“万季野夫子”冠名及万斯同将画作携带入京这一行为来看，应该是万斯同在二十年后最终促成了画作的完成。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陈训慈、方祖猷在《万斯同年谱》1679年、1698年两条目中认为《鄞江送别图》与《秋郊饯别图》是分别为万斯同于这两年北上修史而绘的两幅图，除了当时二位先生或未能得见《鄞江送别图》及题记产生了误解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认为“郑梁所作之图，饯别于张氏别业西郊黄过堂，此图则饯别于西郊鄞江光溪，地点有异”[3]。换言之，他们认为在张氏别业西郊黄过草堂所进行的饯别不可被称为“鄞江送别”。此后，虽然厘清了《鄞江送别图》所描绘的恰是康熙十八年（1679）甬上证人书院的诸位学友在西郊黄过草堂为万斯同叔侄所举行的饯别活动，但是有文章顺着陈训慈、方祖猷关于“鄞江”这一命名的质疑，提出了另一个猜想，认为“鄞江送别图”之命名是“一年后，当林佶为图作跋文时，鄞江送别的一幕又浮现眼前，万斯同就把两次饯别活动贯串为一，概括为‘鄞江送别’之名，嘱林佶以隶书冠之引首，如此，则就定名为《鄞江送别图》。取‘鄞江送别’之名，保留二十年前秋郊饯别的生动形象，既拓宽了时空界限，又包容了甬上证人书院学友子弟与万斯同的师生挚谊。”[7] 这样的猜想难以令人信服，假若是如此有创意的命名形式，林佶题记何以只字不提？鄞江的地理位置以及西郊黄过草堂与鄞江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
明清及民国时期的鄞江表述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甬江。如《明史》中对鄞江是这样描述的：“（鄞）东北滨海。有鄞江，一名甬江。东南有奉化江，西北有慈溪，皆流合焉。西南有小江湖，又西有广德湖，东有东钱湖，皆引流入鄞江。” [8]其中所言“鄞江”是甬江的别称，指涉范围较大，贯穿整个鄞县而入海。其二是指甬江的第三段。《明一统志》中则提到：“鄞江在府城东，其源有二，一自奉化江，合它山之水东流；一自上虞县，经余姚慈溪县境东流；俱至县东三港口，会而东注至定海县大浃江，入于海。”[9] 在民国修的《鄞县通志》中也记载甬江源于它山堰，终于梅墟张家堰，其中鄞江是其第三段，始于三江口，终于桃花渡[10]。这两处提到的鄞江都是甬江的其中一段，指涉范围较小，江水汇入大浃江而入海。这两种关于“鄞江”的描述，其实就是泛称与特称的区别。即使我们以特指含义来看，西郊黄过草堂也在地理位置上与鄞江有着密切的关联。
检郑梁诗集，在作于庚申年（即康熙十九年）的《七月八日同往近思先生过张有斯黄过草堂》诗中自注“己酉岁，万管村与余读书于此，偶商堂名，管村曰：‘此黄先生所过，可名黄过。’”[5]这里解释了黄过草堂的命名由来。同时，该诗起笔便提到“鄮山书院古桥边，小阁临河矗野田”[5]，可知黄过草堂位于鄮山书院桥边，临河而建有阁楼。鄞地自古以来有两所鄮山书院，一为元代大德年间所建，袁桷有《鄮山书院记》；一为清代光绪年间所建，显然郑梁诗中所指为元代鄮山书院。根据已有的研究介绍，“鄮山书院创办于元大德二年，乡儒赵寿建于城西五里（今西塘河与鄮西河之间）割田别居，奉祀朱熹。到天历年间，山长郑绍拓新，至正年间，毛彝仲重建。清《鄞县附郭水利图》上尚标有鄮山书院河，清光绪民国时也称鄮西小学堂（后为宁波师范附小，今为市实验小学）。”[11] 查阅《鄞县通志地图》中民国时期绘制的《鄞县城厢图》，图中标注鄮西小学位于万安桥边，而往南标注有鄮山书院桥，推知黄过草堂应位于鄞县西郊的万安桥与鄮山书院桥之间，桥下的河流最终注入鄞江[12]。那么，将康熙十八年（1679）秋发生于西郊黄过草堂的饯别活动称之为“鄞江送别”，便无可指摘了。
三、结语
“鄞江送别”也蕴含了万斯同对自身北上修史的期许。郑梁在《秋郊饯别图序》中回顾鄞江送别，提到万斯同的一番话，他将此次送别视为一大盛事，提议道：“兰亭禊事，西园雅集，披图宛然，胡不仿而行诸于是。”[5]二十年后，林佶的题记中也提到万斯同的一段自白：“忆睹子别予时，以道义文章相劝勉，意气甚盛，予年亦强，且以立言期不朽，不肯后人。乃留京师廿载，中间仅一再归，而少者已壮，壮者已衰，若杲堂、介眉、直方三人，则已化为异物，而予编摩之志亦少倦矣。不久书成，思与吾党有志讲求经世之志之学以乐余年，他时尚欲作《都门送归图》。”[4]康熙十八年（1679），也就是万斯同拒绝清廷博学鸿儒征召的第二年，他之所以答应北上修《明史》，是有其特别用意在其中的。正如他自述：“吾此行无他志，显亲扬名非吾志也，但愿纂成一代之史，可借手以报先朝矣。”[4]为了保存一代之史事，万斯同超越了自身的政治认同，在甬上学友们“议论可以逞一时之意气，史笔将以立千秋之定评”[5]的劝勉中踏上了北上的船只。他和老师黄宗羲、甬上学友们一样对自己的修史生涯有着深切的寄托，因而在四明饯别时提出模仿兰亭雅集、西园雅集而作画，在二十年后促成画作的最终完成，携带画作入京，更计划着将京城修成返乡的送别场景也形之于图。他将图作命名为《鄞江送别图》，应是与计划中的《都门送归图》相对应而取的。“都门”意味着离开都城返乡，而鄞江最终流往东北而入海，“鄞江”相较于“西郊”“秋郊”等命名，显然更能彰显从鄞地浮海北上的意涵。鄞江的地理位置，恰是万斯同舍“西郊”“秋郊”等名称而取“鄞江”的原因。他规划着以一幅送别图为起点，一幅送归图为终点，为自己这段以布衣修史、以布衣还乡，有始有终的修史生涯作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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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鄞江送别图》中李暾题诗有四首，两首五言六韵、一首五言五韵、一首五言十四韵。而《闲闲阁草》中李暾《题万季野夫子西郊送别图》诗仅一首五言十三韵，与题画诗中五言十四韵诗间有异文，但诗意基本相同。
【参考文献】
［1］周永良. 《鄞江送别图》考析[J]. 东南文化, 2003, 171(7): 72-75.
［2］周永良. 《鄞江送别图》与万斯同、万言叔侄北上预修《明史》[J]. 东方博物, 2004, 12(2): 73-77.
［3］陈训慈, 方祖猷. 万斯同年谱[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1.
［4］万斯同. 万斯同全集: 第8册[M]. , 方祖猷.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3.
［5］郑梁. 寒村诗文选[M]//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148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6］李暾. 闲闲阁草[M]//郑梁. 四明四友诗.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年间刻本.
［7］赵维扬. 万斯同与《鄞江送别图》考述 [EB/OL]. (2016-08- 01) [2021-06-04]. http://www.nbswh. com/index.php?m= content&c=index&a=show&catid=61&id=236.
［8］张廷玉等.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9］李贤. 明一统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472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079.
［10］鄞县通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3: 126-128.
［11］周达章. 宁波书院的历史变迁[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13, 15(05): 88-91.
- 全 文 完 -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原文发表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2年第1期
作者介绍
郭媚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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